为进一步弘扬武汉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历史文化魅力，2022年8月12日，武汉市社科院以“‘大武汉’的由来”为题成功举办第四期大江论坛·长江文化主题学术讲座。论坛以专家座谈会形式在社科院二楼学术报告厅举行，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省社科院、市地方志办、江汉大学、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专家学者围绕大武汉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开展深入交流和探讨。院党组书记、院长樊志宏主持会议，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主席吴天勇出席会议并作总结讲话。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李燕君，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湛红好、院科研处处长董实忠及文化与历史所、哲学所、马克思主义所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

江汉大学原副校长涂文学教授以详实的史料系统梳理了“大武汉”由来的几个时段。他认为民国以来《东方杂志》等期刊上有关大武汉的表述，特别是姜春华的《都市建设与建设武汉》一文，明确提出了武汉是仅次于上海的最大都市，对于认识大武汉具有重要意义；卢汉铁路的修建与“大武汉建设计划”的拟定对于厘清大武汉概念具有新的启示；抗战时期是提出“大武汉”大张旗鼓的时期，如1937年《新学识》开辟“保卫大武汉”专栏，1938年《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怎样保卫大武汉》以及诗人何其芳的《大武汉陷落》诗歌等，充分说明了“大武汉”在社会上得到广泛认可。他提出，抗战胜利后《申报》《大公报》对“大武汉建设计划”进行了深度报道，其中大武汉区域的提法对城市圈建设具有重大借鉴意义；而解放以后，《大公报》关于大武汉庆祝夜景的报道，则说明了大武汉的表述进一步得到延续。

华中师范大学严昌洪教授在发言中分析了影响大武汉形成的历史地理因素、大武汉的由来、大武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时代价值。他认为，认为大武汉的形成，得益于两江汇流、三镇鼎立的地理格局，九省通衢、得中独厚的区位优势，楚国精神的历史传承，以及码头文化、西学东渐的广泛影响；大武汉的由来则得益于近代以来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变迁，其形成过程主要体现在辛亥革命开启了进步闸门，大革命时期的进一步形成，全面抗战时期大武汉概念深入人心，以及解放后的进一步传播；“大武汉”在近现代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商业城市经济辐射、九省通衢交通枢纽和敢为人先的国事引领。他提出，新时代弘扬大武汉的时代价值，要有大武汉历史使命感和大武汉担当，要在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的开放发展、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中作出更大贡献，争当中部崛起的领头雁，带动中部六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城市治理创新的示范区。

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刘玉堂研究员深入分析了大武汉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认为大武汉体现出文化、气质上的大气，历史文化上的大武汉体现在大禹治水、盘龙城的大城、周昭王南征时楚人的不服周、明清时期的“天下四聚”“天下四镇”、近代的“驾乎津门、直逼沪上”以及抗战、抗洪、抗疫等10个方面；在文化内涵上，人口面积、建筑面积、自然肌理、交通枢纽、建筑风格、经济活力、文化张力、气质魅力等9大方面也体现出了武汉之大；传承好大武汉的时代价值应从传承文脉、提振精神、定位发展、驱动并进等四个方面发力。

武汉地方志专家王汗吾认为武汉具有长江中游所独有的双城现象。“大武汉”滥觞于明清之际的“天下四聚”。晚清以后武汉一词被频繁使用。“大武汉”萌芽于孙中山先生对于武汉的规划“略如纽约、伦敦之大”。

市社科院原城市历史与文化所所长张笃勤研究员也从发现的新史料中梳理“大武汉”的由来。他认为“大武汉”的表述兴盛于抗战时期。“到武汉去”成为当时的一种号召。抗战时期湖北省政府《收复武汉工作安排》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建设大武汉的计划。而在《大武汉市计划建设草案》中提出的构建3600平方公里的大武汉建设面积，建设地铁、国际都市，无不体现出武汉建设史上规划者的超前思维。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院长万琳介绍了近年来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的建设情况和取得的成就。她认为“大武汉”的文化内涵体现在开启了长江文明的新时代和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等两大部分，其时代价值则主要表现在实证了中华五千年历史、支撑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和长江国家博物馆建设、打造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等三个方面。同时她还建议应加强对地方文化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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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志宏院长对各位专家的发言进行了小结，并分享了自己对大武汉的一些思考。他认为“大武汉”之大，主要体现在城市量级大、经济产业影响大、文明演进贡献大、历史地位持续跨度大、文化文明融合包容气度大等方面；主要根源于武汉历史上逐步形成的作为人类文明陆权、海权综合性枢纽，农耕、商业及工业等产业文明演进综合性枢纽，大河文明治理体系演进重要枢纽，跨流域、跨区域、跨洲际文明文化交流互鉴重要枢纽等功能地位；研究思考大武汉的由来对于理解和推进武汉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最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天勇进行了总结。他高度肯定了举办此次座谈会的意义，认为此次会议既具有学理阐释、也有知识普及的内容，对认识了解武汉自身具有重要要义。他指出，加强对城市自身的研究，是一种文化的自觉，也关系到文化自信问题，更是对自身方位的一个判断。他认为，准确把握武汉的发展到底处于什么水准，需要一个逐步深化认知的过程，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他强调，近年来我市有关城市文化的梳理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也有提升的空间，需要专家和市民共同研究。一要搭建研究平台，在地区历史研究平台方面要进一步发力；二要加强研究队伍建设，做到有人员有队伍；三要搭建交流平台，通过举办小型论坛、讲坛和期刊发表等方式扩大城市的研究；四要建立沟通工作交流机制，加强政府人员、智库专家学者的联系沟通；五要加强保障，加大对有关城市历史文化的课题支持和经费保障，通过社科评奖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对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引导。

（科研处、文化与历史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