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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武汉建设成中部经济中心(2007-12-3)

发布时间:2007-12-4    信息来源:本站
 

把武汉建设成中部经济中心

武汉市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中部特大中心城市是武汉最大的综合比较优势。中心城市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加快中部地区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武汉具备成为中部经济中心城市的基础和条件,但是与上海、深圳、广州、天津等城市相比,武汉的城市中心性不及它们,地理意义上的中心性强于经济意义上的中心性。而中部地区城市间“去区域化”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缺乏一个特大经济中心,以带动、协调中部地区突破行政区划制约,建立经济功能区,实现共同协调发展。面对区域经济格局变化带来的新情况、新形势,以及国家要求武汉发挥中心城市在促进中部崛起中的战略支点作用这一新历史使命,迫切需要塑造武汉中部经济中心的地位,增强武汉城市聚集、辐射及服务功能,增强区域创新、带动及展示功能,建设好武汉城市圈,打造鄂湘经济区,构造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一、中部崛起需要塑造武汉中部经济中心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通过实施重点地区的发展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并把它提升为国家战略。推进中部的崛起,关键在于以点带面,将最具综合比较优势的城市塑造成区域的经济中心。

1.塑造区域经济中心促进中部崛起契合国家战略

从国内外成功的区域发展经验来看,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的开发开放中具有明显的龙头和枢纽作用。中心城市发展和区域整体联动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区域发展需要发挥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使之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同时中心城市的长期稳定发展也离不开区域腹地的支撑。2005年,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上海建设成为国际性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充分发挥特大中心城市作用,面向世界、服务长三角、服务全国;2006年,国家批准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以发挥特大中心城市在促进环渤海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辐射带动作用;2007年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重庆、成都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进一步突出中心城市在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同时,沈阳、大连、青岛等城市均将城市的发展定位于区域经济中心,是在国家未来空间开发战略调整的大背景下,从落实东北振兴战略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把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与国家战略相契合的现实抉择。中部崛起是国家从区域协调发展高度作出的具有全局性和历史性意义的国家战略之一。中部的发展期待突破,中部经济发展需要经济高地的引领,需要中心城市的率先发展,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在发展高度上的提升、在功能辐射上的强化、在产业层次上的引领作用。正基于此,党中央、国务院要求湖北成为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在中央《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把发展武汉城市圈等中部地区四大城市群作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突破口,作为发挥中心城市功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推进战略。武汉是湖北经济发展龙头,是中部地区特大中心城市;武汉城市圈是湖北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是构建促进中部崛起战略支点的重要平台。因此,以增强武汉市的区域经济中心功能作为构建战略支点的着力点,契合国家空间开发战略的调整,能够促进重点区域开发和中部地区崛起,能够为区域协调发展再创新的辉煌。

2.塑造区域经济中心有利于中部各省市携手共谋崛起

中部地区的发展要防止“去区域化”趋势,减少内耗,推动区域内部的合作共赢,需要强化中心城市的经济中心地位,增强中心城市的经济能量,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逐步形成共同区域利益和区域意识。目前,中部地区除了湖北省与河南省之外,山西将自己划为“泛环渤海”区,安徽将自己划为“泛长三角”区,江西将自己的一半划为“泛长三角”区,另一半划为“泛珠三角”区,湖南则将自己划为“泛珠三角”区,并于近期在湖南长沙举行了泛珠江三角洲经贸洽谈会。我们认为,这种状况的实质在一定的意义上是由于在中部缺乏一个类似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经济中心城市,而把整个区域的经济支撑与带动起来;或者说,中部地区现有的中心城市没有充分具备支撑、协调整个区域发展的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功能,难以担当以点带面的重任。这种状况不利于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使中部各省市在与其他经济区域合作中,由于区位的隔离、产业的不配套、文化的差异,常常处于尴尬的边缘地位。使中部各省市重新凝聚起来,携手合作推进中部的崛起,关键一点在于确立中部地区中心城市的经济中心地位,并尽快促进具有区域经济中心功能定位城市的率先发展,强化特大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功能,避免中心城市和次中心城市的无效竞争和扩散效能的浪费,增强中部省市自力更生发展的信心和区域向心力,促进中部地区经济的和谐,加快中部地区改革开放和共同崛起的步伐,进而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区向内陆辐射的中部交汇点上形成强力支撑,发挥战略支点在承东启西、连接南北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替代的“节点传导效应”。

3.塑造区域经济中心顺应了中部地区新型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新型城市化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城市生态观,突出城市特色,重视城市效率尤其是区域资源配置效率,坚持城乡统筹理念,以城乡一体化带动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中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走以城市化为主导整体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目前,中部6省都把加快城市化进程,建设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圈作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促进中部崛起战略而进行重点部署。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积极探索新型城市化发展,建立区域协作新机制、经济与生态协同发展,将成为武汉城市圈主攻方向。围绕这一主攻方向,城市圈建设必须充分发挥武汉核心作用,提高武汉作为中心城市的竞争力、辐射力和带动力,加强与周边城市交流与合作,增强城市圈其他城市承载力,使武汉城市圈真正成为促进中部崛起战略支点的一个重要区域平台。中部六省这种以中心城市为核心推动城市圈一体化的建设,是实现以点—轴开发和增长极带动相结合的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发展战略的现实选择,有助于在中部地区通过中心城市带动形成若干局部经济功能区,通过叠加效应促进整个区域经济功能区的形成。

4.塑造区域经济中心响应了中部地区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要求

要构造区域经济功能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冲破由行政区划带来的体制机制束缚和行政壁垒,实现由行政区划经济向区域功能区经济的转变。中央政府批准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从国家战略高度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做出的新部署。综合改革试验区给予了地方政府改革先试权,使地方政府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由度,获得更多的创新良机和优先发展机会。目前,我国已有深圳特区、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重庆和成都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些城市均是已经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积累了一定的改革经验,与周边区域具有较大关联性的经济中心城市。中部地区迫切需要通过开放、创新来进一步推动城市的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目前在东、中、西部地区中,唯有中部地区尚无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选择中部地区作为下一步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地区,有利于全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武汉和武汉城市圈要真正成为中部中心城市和经济中心,尤其需要在体制和机制上进行突破性的探索和创新。对于市场化程度更逊一筹的中部地区而言,国家支持和批准在中部的武汉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赋予其在有关领域率先突破的空间,就是在中部地区设置一块“试验田”,把目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诸如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土地使用、财政、税收、投资等各种体制障碍,市场体系建设难以统一、社会资源难以整合、教育科技以及基础设施的区域共建共享机制难以形成等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急待解决的问题,放到这块试验田中来试点,借助国家层面的力量化解城市圈建设中的体制机制瓶颈。同时,也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武汉在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地位,充分发挥武汉作为中心城市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把国家促进中部崛起战略落到实处。

5.塑造区域经济中心满足了未来主体功能区对中部地区的要求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将中部的中心城市列入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之列,充分肯定了中心城市对于中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引发了对同质化区域的异质化管理的思考,为中部发展需要中心城市的率先崛起开拓了新的思路。中央把地方各行政区看成是同质的行政区单元,但各行政区却是资源禀赋、历史基础、环境条件均存在差异的异质区域,特别是中心城市与区域内的非中心城市在城市经济实力、城市功能、对于区域发展承担的责任等方面差异甚大,中心城市有条件、有空间、有需要得到优先发展,与区内非中心城市形成错层、错位的配套发展模式,从而更好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二、武汉与上海、北京等城市及中部省会城市中心性等级比较

中心城市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它以经济区和城市群为依托,是经济区生产布局和城市群功能分工的空间表现形式。中心城市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心城市,更重要的在于其对区域发展的经济意义,缺乏经济性,不具备较强聚集扩散、服务、创新功能的地理中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中心城市。因而,中心城市的相对性、领先性、带动性、经济性和层次性,可以用城市地理学中的“中心性”概念加以统称,并籍以定量评价。

根据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聚散、服务、创新和展示四大功能构建城市中心性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分为4类一级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下面划分出如产业集聚扩散能力、城市流量、基础服务能力等代表不同功能的23类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下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三级指标,如城市非农人口及其占总户籍人口比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均额、市区邮电业务总量和人均量等。依据城市中心性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和因子分析法,对城市的中心性进行综合衡量。评价对象主要包括中部地区武汉等6个省会城市,为了便于与国内公认的三大经济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的中心城市作比较,加入了广州、深圳、上海、北京、天津这些各自经济区内的中心城市。

将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数据输入到SPSS13.0统计软件中,其中数据基本完整,能够符合分析条件的指标有57个。57组数据作为57个变量全部置入其“因子分析”模型变量框中,抽取方法选择“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选择“方差最大法”,结果抽取了7个公因子F1F7,它们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了96.93%,即以7个综合指标来替代原有57个指标的有效性达到了96.93%,基本包含了全部指标的信息。中心性指数F按照旋转后的因子方差贡献率加权平均计算而得。11个城市的7个公因子得分和中心性指数 F得分如表1所示。

1  11个城市的中心性指数得分和排名

城市

F1

F2

F3

F4

F5

F6

F7

F

排序

上海

1.953

0.718

-0.278

0.649

0.854

-1.741

0.310

1.014

1

北京

1.889

-0.128

-0.146

-0.123

-1.534

1.740

-0.267

0.666

2

深圳

-0.806

2.653

-0.495

-0.974

-0.182

0.236

-0.184

0.372

3

广州

-0.393

0.313

2.814

0.604

-0.231

-0.012

-0.325

0.165

4

天津

0.169

-0.373

0.007

0.021

2.353

1.181

-0.878

0.126

5

武汉

-0.305

-0.309

0.131

0.019

0.047

0.257

2.795

-0.083

6

郑州

-0.522

-0.470

-0.391

-0.245

0.361

0.265

0.348

-0.351

7

太原

-0.974

-0.037

-1.047

2.460

-0.703

-0.091

-0.538

-0.367

8

长沙

-0.124

-0.836

0.283

-0.867

-0.681

-1.329

-0.675

-0.477

9

南昌

-0.615

-0.776

-0.399

-0.459

0.141

0.222

-0.108

-0.531

10

合肥

-0.273

-0.756

-0.479

-1.085

-0.424

-0.728

-0.480

-0.534

11

1)中部地区城市中心性等级低于上海等城市

在表1中,上海等三大经济区的中心城市F值得分都大于0,而中部6个省会城市F值得分都小于0,说明这6个城市的的中心性等级在11个城市中较低。在11个城市中,上海和北京的中心性指数得分高于其他9个城市,且 F0.5,说明两个城市中心性等级最高,是我国的全国性中心城市。其中,上海以1.014的得分超出北京将近1倍,说明上海的中心性等级甚至比北京更高,具备成长为国际性中心城市的潜力。深圳、广州和天津的中心性指数得分介于00.5之间,即0F0.5,说明这3个城市的中心性等级仅次于上海和北京,至少是我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其中,深圳的 F值又显著高于广州和天津,说明深圳的中心性等级相对于广州和天津更高,有望跨入我国全国性中心城市的行列。广州和天津一南一北可以认为分别是我国名符其实的南方和北方的中心城市。

2)中部地区尚没有出现经济意义上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中部地区的6个省会城市是各自所在省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教中心,GDP总量占各自省内的最大部分,城市首位度均超过1.5,是各自省域范围内的中心城市。如表2中中部6个省会城市2006年的GDP总量占全省的比例都在15%以上,武汉甚至达到了34.55%。然而,通过中心性指数的定量分析,我们发现这6个城市的 F 值都小于零,与其他5个城市相比存在明显差异。如果以广州和天津为标准来衡量是否是我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那么中部6个省会城市显然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因此,可以认为中部地区目前尚没有出现经济意义上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2  2006年中部6个省会城市在各自省内的位置   (亿元)

城市

GDP

省内第二位城市GDP

全省GDP

城市首位度

占全省比例

武汉

2590.00

694.91

7497.17

3.73

34.55%

郑州

2001.50

1331.75

12464.09

1.50

16.06%

长沙

1790.66

733.85

7493.17

2.44

23.90%

南昌

1184.57

506.22

4618.80

2.34

25.65%

合肥

1073.86

494.40

6141.90

2.17

17.48%

太原

1013.38

592.00

4746.50

1.71

21.35%

3)中部地区6个省会城市的中心性指数武汉最高,合肥最低

按照表1F值的大小排名,中部地区6个省会城市的中心性指数从大到小依次为武汉、郑州、太原、长沙、南昌和合肥,武汉最高,合肥最低。由于太原市在第四公因子 F4上两个载荷显著指标上的比较优势(即每万人口医生数和医院床位数)使得其中心性指数排名显著提升,当较少考虑这方面的指标时太原市的排名将下降到末位。由此,中部6个省会城市中心性又可以划分为三个等级:武汉的中心性等级最高,郑州和长沙的中心性等级次之,南昌、合肥和太原三个城市之间相互较为接近,中心性等级最低。

4)武汉离“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目标最近,中部其他5个省会城市的中心性与之相比存在明显差异

虽然中部地区尚没有出现经济意义上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但是从F值得分来看,武汉离“区域性中心城市”的目标最近。前5大中心城市中得分最低的天津其F值为0.126,武汉的F值为-0.083,两者之间的差距为0.209;而仅次于武汉的郑州其F值得分为-0.351,与武汉的差距为0.268。这说明武汉的中心性等级更接近于天津,与中部其他5个省会城市相比存在明显优势。如果以 F值大于零为划分“区域性中心城市”标准的话,武汉离此标准可以说只是咫尺之遥,而中部其他5个省会城市还存在较大差距。

5)武汉若要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在中心城市功能上尚存在关键性差距

从表1中可以发现,武汉7个公因子F1——F7的排名依次为6635541,仅有F7排名居首,其它的因子都处于中间水平。其中占权重最大的前两个公因子F1F2都为负的,甚至不如中部的其他一些省会城市,如武汉的F1值比长沙、合肥低,F2值比太原低。这些说明尽管武汉的后面5个公因子都是正的,比平均水平要高,表现也超过了其最终排名,但由于后几个公因子的权重较小,最终没能扭转其总得分为负、综合排名仍然第6的结果。据此,武汉如想成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必须在有关城市创新能力和生活示范的区域示范功能、有关城市开放度的区域展示功能、以及有关城市流量、基础服务能力和服务业能力的区域服务功能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在涉及到一些人均量方面的“质量指标”上。如果说武汉离“中心城市”很近,那主要是看到了它在人口、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货运客运量等总量指标方面很接近于广州、天津等区域性中心城市。如果说武汉离“中心城市”还有一些关键性差距,那主要是因为它在人均GDP、人均消费性支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邮电业务总量、世界500强投资户数、主导产业市场占有率、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非国有单位投资所占比重、单位能耗GDP和单位电耗GDP等质量指标方面还与中心城市相距较远,甚至不能在中部省会城市中占据上风。如,武汉的非国有单位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43%,仅高于太原的39.8%,远低于5个公认中心城市约70%的平均值;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到4%,在中部地区甚至不如郑州(约5%),更低于5个公认中心城市7%的平均值。在北京市社科院中国总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07年总部经济发展能力评价报告中,武汉仅位列第十位,在南京、杭州、天津、成都和青岛之后,与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差距尚大,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武汉离中心城市的关键性差距。因此,武汉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真正发挥好战略支点作用,真正带动中部地区共同崛起,必须弥补上面那些中心城市功能方面的不足。

尽管与深圳、广州和天津相比,武汉离区域性经济基础中心城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综合考察,目前中部地区只有武汉在成为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方面最有优势,也最有潜力在发挥承东启西综合比较优势中构建战略支点。武汉是中部地区唯一的副省级城市和特大中心城市,这是武汉成为真正意义上中部经济中心城市的最大优势所在。中央在《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将中部地区建设成为中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业及高科技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等。对照《若干意见》,武汉市在每一个方面都应有所作为,在中部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争取早日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部地区经济中心城市。

三、武汉成为中部经济中心城市的实现路径和推进措施

迄今为止,中央关于促进中部崛起的政策预期效应大于“两个比照”等政策实施效果,作为以内源式发展为特征的城市区域,要真正破除阻碍武汉实现率先崛起和成为区域经济中心城市的内在因素,非一时、一年之功,需要持续不断地努力,需要有科学发展定位、积极发展战略和强有力的推进措施。

1.把“中部经济中心”作为武汉发展定位

城市发展定位反映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我们对国情市情及城市综合比较优势认识的深化,体现了城市发展战略与国家战略的对接,适应了区域竞争格局变化的新形势、新要求。在“十五”规划中,武汉曾提出“五大功能中心”的具体定位,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要建设现代制造业中心和现代服务业中心,相对于北京“全国的政治中心”、天津“北方的经济中心”、上海“国际性的经济中心”、重庆“西部的经济中心”等定位,我们认为武汉城市发展定位起点欠高,内涵须进一步丰富。应顺应以中心城市率先发展带动整体区域发展的全国性战略思路,充分发挥武汉作为中部地区唯一特大中心城市对于中部乃至全国的聚集辐射作用,将“中部地区的经济中心”作为武汉的城市发展定位。

要把“中部经济中心”建设紧紧纳入到实施中部崛起这一国家战略高度去思考、去谋划。按照中央、国务院对中部地区区域发展的功能定位,结合武汉综合比较优势,武汉作为中部经济中心的框架应是 “一个基地,四个中心”,即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全国综合交通通讯枢纽中心、全国商贸物流中心、中部金融中心和中部科教研发中心,形成立足中部、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功能为一体的服务型产业结构,构造综合性经济辐射网,进一步提升武汉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将武汉建成为城乡一体化、开放型、多功能的国际性城市奠定基础。

2.进一步增强武汉作为中部特大中心城市的聚散功能

服务型产业结构和综合性经济辐射网是“中部经济中心”建设的主体基础和能力基础,核心是增强武汉作为经济中心城市的聚散功能和服务功能。

有人认为城市聚集功能靠制造业支撑,扩散功能由服务业来主导。我们认为,经济中心服务功能要以多样化和主导地位来体现,要形成高端技术与研发中心,建立总部经济基地,以区域创新为动力,以金融中心建设为突破口,以综合交通通讯枢纽建设和区域共同市场建设为基础平台,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借力综合改革试验区,打通武汉与全国的市场通道,吸引国内外资本向武汉聚集,推动武汉产业链向外延伸,形成先进制造业带动、金融物流等高端服务业作纽带、科技研发为支撑的国际化价值链和产业链。为此,要发展规模经济,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集群化和多元化发展,强化产业链意识,围绕产业链空白招商引资,发挥本地企业产业配套的地缘优势,促进主导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的链接,鼓励其将关联配套的中小企业纳入整体发展规划,形成上中下游产业联动发展的产业集群,加快武汉与周边城市,特别是武汉城市圈内城市的产业对接,形成区域生产要素互补、各城市合理分工的产业布局。要突破性发展金融保险、证券服务、科技咨询、信息服务、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大力推进以票据市场、保险市场、产权交易市场为特色的中部地区金融中心建设。要进一步地发挥武汉商业集聚辐射作用,鼓励大企业、大集团延伸商业网点,谋划面向中部、服务全国的物流网络、零售业网络和文化创意产业网络的战略布点,建立大型商业物流枢纽,拓展中部区域市场。要积极承接服务贸易领域的产业跨国转移,培育服务业出口龙头企业,发展服务外包业务,以服务贸易发展推动武汉贸易结构升级。实施品牌战略,是武汉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要争取将武汉建设成为中国的品牌孵化培育中心、品牌集聚辐射中心和品牌交易运作中心,以品牌战略带动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支撑品牌战略,形成能够代表武汉科技水平的品牌,同时在金融、物流、信息、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各领域培育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品牌。交通通讯枢纽是发挥中心城市聚散功能的重要基础平台,应加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信息网络、水利枢纽、电网、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内外对接、立体便捷的综合交通体系,促进中部与国内外的联系和资源共享,为区域外部经济要素的流入创造良好环境。在长江航运中心建设上取得战略性的突破,带动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建设,通过与上海港建立资本性战略联盟,进一步整合武汉的港口、物流、航运资源,将武汉港建设成为长江流域的主枢纽港,成为对全国航运市场有影响力的交易中心和定价中心。

3.努力提升武汉区域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和知识生产能力的培养与积淀,是增强中心城市创新功能动力的核心。围绕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提升产业能级的目标,进一步地推进武汉的企业技术中心建设,以产学研联合和重大项目建设为抓手,加快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推动产业核心技术自主开发、关键共性技术开发、重大产业技术的系统集成,实现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和以研究院所与大学为主体的科学创新体系的联动。须加强科技资源整合,实现资金、人才、技术、成果、设施等在城市圈和省域内的充分共享和流动,相互开放已建的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基础设施,共建科技信息网、大型公共仪器设备服务网、高技术信息库、国际技术标准库和专家库、科技经济基础数据库、动植物资源库等公共条件与技术服务平台,实现联网共享,提升区域信息一体化水平,加速武汉与周边地区的信息交流,提高信息利用效率。鼓励企业以技术创新为纽带,推动高新技术企业建立战略联盟,使企业在共享专有信息技术、市场营销、培训和设计等领域建立合作关系,从而形成彼此相互依存、密切分工、信息共享的高度专业化分工协作的企业网络组织和产业生态链。

4.加大力度、加快进度建设区域金融中心

一个城市如果不能成为区域金融中心就很难成为区域经济中心。第一,加快推进江汉区的“汉口金融生态试验区”建设,以建设大道和新华路金融十字架为核心区打造适合金融机构和大型公司区域总部的聚集地,着力引进中外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地区性公司总部和配套服务业,通过金融组团式的板块建设促进武汉金融、商贸、房地产、会计评估、旅游会展和信息咨询等相关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和整合。第二,积极创造条件和争取国家政策支持,降低金融准入门槛和金融管制限度,鼓励多元金融主体的金融及金融衍生产品创新,鼓励民营和海外资本自由建立为中小企业和个人服务的中小银行,减少对资金流入和流出金融业的限制,形成良好的金融发展态势。第三,积极争取在武汉设立符合武汉产业基础的资本市场试点,如商品期货交易所、场外证券交易市场、风险投资市场等,鼓励企业主动参与公司债券市场及创业板市场等新型金融产品,扩大直接融资比例。第四,争取在武汉成立中部开发银行,可以以武汉市商业银行为基础组建汉口银行,创新金融机制和体制,发挥其对武汉等中部地区经济的促进和润滑作用。最后,以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为基础建立跨省区的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拓宽交易品种、创新服务机制,使其能够在引导中小科技企业发展和优化配置中部地区资源要素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5.以产业聚集区建设为重点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

产业聚集区是城市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加快与城市圈城市进行产业对接和市场融合的重要路径。经济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要求城市发展模式实现创新,要求按城市经济中心功能优化城区功能布局。中心城区要充分体现集聚高端服务业和总部经济的功能,中环线以外的城区要成为以农产品加工业、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钢铁和石化原材料加工业为主导的服务全国的功能性接点区域。这些区域和周边城市在产业与市场对接与融合,才能彻底解决武汉“新农村”建设中的诸多问题,才能丰富经济中心的内涵,才有可能使武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在明确产业定位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培育、扶持关联性大、带动性强的骨干龙头企业,以大企业、大项目的带动、辐射、示范、信息扩散等作用,衍生或吸引更多上下游或配套企业集聚于武汉城郊结合部,形成以中心城区、中环线以外城郊区、周边城市为轴线分布的产业支撑体系及产业集群。按照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要求,以产业集聚区建设为抓手来推进城郊(乡)一体化,提高郊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灯下黑”现象,为实现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奠定基础。

6.以“区域协调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契机,构造中部大经济区

在远城区建立各具特色的产业聚集区是武汉发挥聚散带动功能的第一步,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扩散,与周边城市共同构造一核多强型的“武汉城市圈”,这是武汉作为中心城市对外扩散的核心层。第一,以武汉城市圈为依托设立区域协调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借助国家层面的力量化解城市圈建设中的体制机制瓶颈,完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城市圈建设中生产要素跨境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机制,加快建立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衔接的运行机制,探索深化城市圈改革的新路径、新经验,为其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示范作用。第二,争取试行总量控制和结构调整相结合的土地使用管理模式。在“试验区”的支撑下,在保证耕地总量不减少的前提下,争取国家允许在武汉城市圈范围内对用地指标进行跨区市调整。第三,参照武烟集团的发展模式,探索在省级范围内试行以财税体制为核心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争取中央在武汉实施增值税改革的基础上,将武汉财政定额上解基数进行适当调减。第四,建立健全定期的“1+8”城市市长和部门联系会议,共同协商解决城市圈发展中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把“1+8”之间的产业整合和产业分工作为推进城市圈一体化进程中的主要行动。第五,对城市圈范围内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规划,加大投资力度,改革投融资管理体制,探索区域基础设施建设的共建共享机制,进一步强化武汉作为全国交通枢纽的地位。第六,如果中央、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可以考虑以此为契机,建立两个城市圈高层合作与对话机制,协调协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构造中部地区双核和多核型的“武汉-长株潭”大经济区,整体提升中部城市群竞争力,打造区域经济增长又一极。

7.以构造区域共同市场为核心,实现中部区域经济一体化

武汉作为中部的中心城市,在促进中部地区市场一体化上要积极作为,在构造中部地区共同市场上重点做好以下工作。第一,明确区域共同市场的架构,打造开放性的共同市场框架。以区域共同金融市场为核心,形成在区域内有影响力的产权交易市场、商品期货交易市场,促进生产资料、消费品等商品批发零售市场的壮大,并延伸到旅游市场、劳动力就业市场、人才市场,从而构建区域共同市场的基本格局。第二,率先在中部地区实行资本、投资者、企业、人才、劳动力等要素自由流动,在其市场准入资质、标准、认证等方面同其他省市沟通,相互承认,使通行无障碍。社会管理可以考虑消除城乡户籍限制,社会保险和医保随参保者自由流动,消除制度障碍,公共服务实行统一开放,金融服务实行同城化结算和同城存取等。第三,积极组建规范的区域协调机构,赋予其实质性的区域协调权力,来管理区域共同市场,消除行政壁垒,实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最后,武汉作为中部地区中心性等级最高的城市,应当结合自身的优势,编制大型商品交易市场建设投资导向目录,引导商品交易市场合理布局、规范经营和有序竞争,重点建设好汉正街综合商品交易市场、西汉正街建材市场、白沙洲农副产品大市场、华中钢材市场等大型批发市场,争取在武汉形成全国性、区域性、专业性的农副产品、家居、汽车及相关服务、装饰建材、钢材等中部共同市场,继而向省内及中西部地区辐射。

 

(“特大中心城市与率先崛起相关性研究”课题组

课题负责人:吴永保

成员:樊志宏、周阳、夏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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